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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黄册攻防战（第5页）

尽管利用了种种手段，王叙家的田地还是不能全部避税。他继续贿赂主事，把自家二十亩上好的水田，在档案里全改成盐碱地，直接算改了土地等级，原本是重则，这下子变轻则了—此谓“埋没”。王叙觉得不放心，又托人在京城找了一个本乡籍贯的进士。那位虽未释褐授官，但已有资格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。他把自家五亩田地托献到人家名下，就不必交税了—此谓“诡寄”。

王叙想了想，光是避税赋还不成，徭役也挺讨厌的，得想办法避免。

按照大明规矩，每一户人家，都要按照丁口数量分等，多者上户、中户，寡者下户。上户派出的应役丁口，要比中户多，中户又比下户多。

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帮助下，王叙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出去，分列在不同甲里。一个大家分裂成三个小家，户口等级立刻就从上户变成中户了—此谓“挪移”。

可王叙仍旧不死心，又缠着里长，在黄册上硬把自家的“中户”改成“下户”，让服徭役人数字进一步变少。里长说改好办，但每一里每年应役人数是固定的，你改成下户逃过去了，我怎么办，总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？

两人琢磨了一下，里长大笔一挥，把本来丁口极少的高十家，从下户改为上户了。

高十一听不干了，我家里一共就俩壮丁，本来一个应役一个耕种，勉强度日。现在您给我改上户了，两个都得去应役，那家里不就完蛋了吗？

要知道，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轮的正役，每年各种杂泛之役和临时之役十分繁重，基本上应满一年得脱一层皮。

里长压根不搭理他。高十要去县里上告，可县里直接驳回了一想告状，先跟你们里的乡老商量去。可乡老和里长是穿一条裤子的，高十站在原地，陷入了无边的绝望。

这时王叙笑嘻嘻地过来，说你家田地反正也没人种了，不如卖给我。高十哪里肯卖，可不卖家里就要饿死了，只能忍痛交割，自己别无选择，只得沦为佃户。

王叙不光逃了徭役，还得了良田，贪心更炽，连下户的徭役都干脆不想服了。他又一次找到户房主事，把本里黄册涂抹一番，把应役次序给改了。

咱们前面说了，里甲应役是十年一轮，每一年都有一甲轮到徭役。王叙家本该是乙年服役，被主事一改，和丁年服役的刘九对换了一下。刘九想也没差别，就同意了，乙年去应役。结果到了丁年，主事又改了一次黄册次序，把王叙家改回乙年，刘九赫然还得服一次役。

刘九大惊，想要抗辩，可想到高十的遭遇，只能忍了。王叙家就这么舒舒服服地埋没土地、避开了税赋徭役，把负担飞酒给了其他贫困人户。

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，可在大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。万历二十五年，宜兴知县秦尚明愤怒地说：“十五之中，上户诡为中户，中户诡为下户，甚者上户竞等下户，而下户更过之。以贫民而代富民之役，奈何能均。”

“奈何能均”四字，当真是触目惊心。张萱在《西园闻见录》里感叹道：“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，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。”正是这么一番景象。

王叙的故事还没完。

他家坐拥大批良田，又不必有负担，财富迅速积累起来。他主动修桥梁、铺民道、立祠堂、开私塾，偶尔周济一下穷人、资助一下读书人，很快就在乡里树起权威。他把家里多余的银钱，放给别人做高利贷，破产的郑八、刘九、高十都不得不来找他，收益比田租还高。

靠着殷实家底，王叙的儿子再不必操心农稼，专心读书，很快考中了状元，在朝为官。王叙家的社会地位再拔高一层，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赋税徭役了。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户、奴仆，都算作王家私产，不入黄册。郑八、刘九、高十的孩子们，不得不过来依附。

等到王叙的儿子告老还乡，已成显赫乡宦，且与其他官场中人联络紧密。一代一代下来，遂成势力。在王叙的发家历程中，我们看到：从甲首、里长、乡老这些自治体成员到衙门胥吏，沆瀣一气，和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，把黄册、鱼鳞图册当成私有之物包办，不断把负担转移到赘户身上，形成一整个链条上的腐败，分摊风险和利益。

这在大明有个专门的名目，叫“团局造册”，现在也有个类似的词，叫“窝案”。在大明历代朝廷文书里，几乎都反复提及这个词，饬令各地严查，可见“团局造册”之猖獗。

严格来说，“团局造册”不算一种作弊手段，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。大部分手法，都得靠“团局造册”才能实现。

朝廷对此井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因为基层不是直管，他们所拿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。

比如，你是个现代人，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户籍情况，一家几口，是否结婚，不用找任何人求证，电脑里随时调得出来；但如果回到古代，你有几个娃、几亩地，县里老爷不可能亲自下乡一户户去数，只能靠里长、甲首、乡老、粮长这些地方自治团体代理人来收集、具保和上报。

换句话说，只要你搞定这些代理人，上头很难查证真伪虚实。

不过这种“搞定”本身很昂贵，底层百姓无法负担贿赂成本，只有王叙这样的乡绅、豪强以及富户有能力做。有钱人越哭越富，穷人却根本没有哭诉的渠道。于是贫者愈贫，富者愈富。诚如顾炎武所言：“富户操羸以市于吏，有富之实，无富之名。贫者无资以求于吏，有贫之实，无贫之名。州、县皆然。”

除了之前讲的那些，这些人还有很多手段，比如虚报死亡、隐漏资产、改换户籍、虚报灾荒、捏甲做乙、浮收税粮。总之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。每一个手段背后，都是大量利益输送。

甚至连黄册本身，都有大利可图。

黄册的攒造，朝廷是不出钱的，由各地官府筹措资金，这笔钱自然也会摊派到基层百姓头上。很多明代县志里都有记载，一县黄册攒造的总费用，正常来讲多则百两，少则五十两—注意这“正常”二字。

百姓并没有议价权，官府说收多少，就只能交多少。官府大可以找他们收取两百两，一百两造册，一百两落入自己囊中，又成了一条生财之路。

我说的这个假设，价格其实还保守了。

万历二十年有一位黄册库官员途经河南，出于职业习惯，打听了一下当地的黄册业务，吓了一跳：“闻民间有言，军、黄二册加派纸价，至千两之外….大县不过二三百里，小县仅数十里。一里造册一本，每本不过一二百页（叶），纸价几何，而动派千金耶？此非积猾之冒破，则为有司之垂涎耳！”

一千两造价的黄册！

贫穷和善良，生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

有如此花样繁多的作弊手段，接下来的发展，不难想象。豪强乡绅勾结里甲胥吏，肆意涂抹黄册，欺瞒中枢，在中间环节榨取利益，并大肆侵占自耕农土地。

如果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，情况还不算精糕。比如宋代不抑兼并，但商品经济发达，户籍宽松，老百姓尚且有别的出路。可大明的治政原则，是把民众在原地死死钉住。这时候你再搞土地兼并，那真是要人命了。

其结果就是，下层百姓负担越来越重，限于户籍逃无可逃，而朝廷所获得的税赋却越来越少。反而是盘踞中间的这个利益集团，吸血吸得大大肿胀，形成血管里的一个梗阻。

当这些梗阻遍布全身时，大明也就差不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