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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04章 世祖文皇帝下（第1页）

黄初五年（公元224年，甲辰年）

春天三月，皇帝从许昌回到洛阳。

自初平年间以来，学术风气那是一落千丈。到了夏天四月，才重新设立太学，安排了博士，依照汉朝的制度，制定了《五经》的考核办法。

吴王派辅义中郎将、吴郡的张温去蜀汉访问，从这以后，吴、蜀两国使者往来不断。遇到什么该商量的事儿，吴王经常让陆逊去跟诸葛亮沟通。吴王还刻了个印章放在陆逊那儿，每次给蜀汉皇帝和诸葛亮写信，都会先拿给陆逊过目，要是觉得内容的轻重、是否合适拿捏不准，就会让陆逊修改确定，然后用印封好再发出去。蜀汉这边又派邓芝去吴国回访，吴王对邓芝说：“要是天下太平了，咱两国君主分别治理，这多爽啊？”邓芝回答说：“天上不能有俩太阳，地上不能有俩王。要是灭掉魏国之后，大王您还没认清天命，到时候君主都施展自己的德行，臣子都尽自己的忠心，拿起战鼓往前冲，那战争可就又开始咯。”吴王大笑，说：“你这人还真是够实在的啊！”

秋天七月，皇帝往东巡视，到了许昌。皇帝打算大规模出兵攻打吴国，侍中辛毗劝说道：“现在天下刚安定下来，土地虽广但人口稀少，这时候用兵，我真没看出能有啥好处。先帝多次派出精锐部队，到了长江边又撤回来。现在咱们的军队数量跟以前比也没增加，却还要走老路，这可不容易成功啊。当下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，开展屯田，等个十年再用兵，这样一次就能搞定，不用折腾第二次了。”皇帝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难道要把敌人留给子孙后代解决？”辛毗回答：“以前周文王把商纣王留给周武王，那是因为他知道要顺应时势。”皇帝没听进去，留下尚书仆射司马懿镇守许昌。八月，组建水军，皇帝亲自乘坐龙舟，顺着蔡河、颍水，进入淮河，前往寿春。九月，抵达广陵。

吴国的安东将军徐盛出主意，在岸边立起木头，裹上芦苇，做成假的城墙和城楼，从石头城一直到江乘，连绵几百里，一晚上就弄好了；还在江上摆了好多战船。当时江水猛涨，皇帝远远望去，感叹道：“咱魏国就算有上千骑兵，在这儿也派不上用场，看来吴国不好对付啊。”皇帝坐着龙舟，结果遇上暴风，船晃得厉害，差点就翻了。皇帝问大臣们：“孙权会不会亲自来呢？”大臣们都说：“陛下您御驾亲征，孙权肯定害怕，肯定全国上下都来应对。他又不敢把大军交给手下，肯定得亲自来。”刘晔说：“孙权觉得陛下您想用天子的身份牵制他，而真正渡江作战的是其他将领，所以他肯定按兵不动，观察形势，不会轻易行动。”皇帝的大军在那儿等了好几天，吴王也没来，皇帝只好撤军。这时候，曹休上奏说抓到投降的人供称：“孙权已经到濡须口了。”中领军卫臻说：“孙权靠着长江天险，都不敢跟咱们正面刚，这肯定是他害怕了瞎编的！”审问那些投降的人，果然是吴国守将伪造的。

吴国的张温年轻的时候就因为才华出众名声大噪，顾雍觉得当时没人能比得上他，诸葛亮也很看重他。张温推荐同郡的暨艳当了选部尚书。暨艳这人喜欢评论人物，对百官各种批评，还核查上奏郎官们的情况，基本上都把他们的职位降低，降好几个等级，能保住原来职位的，十个里都没有一个；那些在位时贪婪卑鄙、品行低下的，都被他打发去当军吏，安排在军营里；还老爱宣扬别人见不得人的过失，来显示自己在惩罚恶行。同郡的陆逊、陆逊的弟弟陆瑁，还有侍御史朱据都劝他别这样。陆瑁给暨艳写信说：“圣人都是赞扬好人，同情愚人，忘记别人的过错，记住别人的功劳，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风气。现在咱们吴国大业刚起步，正要统一天下，这就跟当年汉高祖刘邦不计较人才缺点、大胆任用一样。要是把善恶分得太清楚，只看重汝南、颍川地区每月初一品评人物的那一套，确实能激励风气、彰显教化，可恐怕不太容易实行啊。应该学远点就像孔子那样广泛地关爱众人，近点就像郭泰那样宽容大度，这样才对国家发展有好处。”朱据也对暨艳说：“天下还没平定，选拔清正的人，批评污浊的人，这能起到鼓励和警告的作用；但要是一下子把这么多人降职罢免，恐怕会有后患。”暨艳根本不听。这下可好了，到处都是埋怨愤恨的声音，大家都争着说暨艳和选曹郎徐彪办事全凭个人感情，喜欢谁、讨厌谁都不按公正的原则来。最后暨艳、徐彪都因此自杀。张温平常跟暨艳、徐彪想法一致，也受牵连被打发回原籍，沦为供人使唤的小吏，最后死在家里。当初，张温正得势的时候，余姚的虞俊就感叹说：“张惠恕这人，才华是有，但脑子不咋够用，华而不实，招人怨恨，早晚会有败家的大祸。我都已经看到苗头了。”没过多久，张温果然就倒台了。

冬天十月，皇帝回到许昌。

十一月戊申日这天是月底，出现了日食。

鲜卑族的轲比能把步度根的哥哥扶罗韩骗来杀了，步度根从此就怨恨轲比能，双方互相攻打。步度根的部落势力渐渐变弱，就带着一万多部落的人去了太原、雁门一带寻求庇护；这一年，他还派人到朝廷进贡。而轲比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，出兵攻打东部大人素利。护乌丸校尉田豫瞅准机会从后面偷袭，轲比能派别部统帅琐奴抵挡田豫，结果被田豫打败。轲比能从此就对魏国怀有二心，多次侵犯边境，幽州、并州的百姓可受苦了。

评论

黄初五年（公元224年）是三国鼎立格局初步稳定后的关键一年。这一年里，魏、蜀、吴三方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领域的行动，既折射出各自的发展诉求，也深刻影响着三国力量的动态平衡。从曹魏的制度重建与军事冒险，到吴蜀联盟的微妙互动，再到边疆民族关系的暗流涌动，历史的细节中暗藏着时代的必然逻辑。

曹魏：制度重建与军事扩张的矛盾

曹丕在黄初五年的行动呈现出鲜明的“双重性”：一方面致力于恢复秩序，另一方面急于通过军事胜利巩固权威。

文化复兴的尝试：经历汉末战乱后，“学道废坠”成为突出问题。曹丕于四月“初立太学”，恢复汉代《五经》课试制度，这一举措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与实际价值。它既是对儒家正统文化的回归，试图以教育重建社会伦理秩序；也是通过官方教育体系选拔人才、强化中央集权的手段。在长期战乱导致文化断层的背景下，太学的设立为曹魏政权注入了“文治”色彩，与曹操时期的“唯才是举”形成一定互补。

军事冒险的失算：与文化建设形成对比的是曹丕坚持伐吴的决策。侍中辛毘的劝谏切中时弊：“天下新定，土广民稀”，主张“养民屯田，十年然后用之”，这一观点符合战后恢复生产、积蓄国力的客观需求。但曹丕以“更当以虏遗子孙邪”反驳，暴露了其急于建功立业的心态。最终的军事行动印证了辛毘的担忧：吴军通过“植木衣苇，为疑城假楼”构建防御体系，加之长江天险与暴风等自然因素，魏军“无所用之”，只能无功而返。此次伐吴不仅消耗了曹魏的国力，更凸显了曹丕在战略判断上的急躁——与曹操“临江而旋”的谨慎相比，曹丕缺乏对时机的精准把握。